湖南湘潭人,生于1914年,原为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1949年12月,在我大军南下的最后关头参加了卢汉的云南起义,1980年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     沈醉从十八岁即开始接受法西斯教育,曾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特务头子,在战犯管理所只经过十来年的改造,思想上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曾说:从黑暗的深渊走向光明的坦途,既坎坷崎岖,更迂回曲折,我整整摸索着走了十一年……

此时此刻的我,内心是崩溃的。留在原地如此的不被待见,想换个新环境,也没有我的份。。。。。。不知道自己到最后底是哪里做得不好,让她这样对待我

记得刚解放,第一次落入共产党的手中,我自信是必死无疑,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我只是等待如何死而不是考虑如何活。说老实话,人毕竟比蚂蚁懂得活下去的滋味,说不怕死,要看在什么场合。慷慨捐躯、冒险犯难,对死的考虑可以说往往来都来不及就完蛋了,这种死是不十分困难的,也没有多少时间让你去冥思苦想。而在漫长的时间中,随时可能被叫出去绑赴刑场,又随时说暂时还没有轮到自己,甚至有人指出,“想死,没有那么容易!”言下之意,是将要有比死更痛苦的事加到自己的身上,这样的日子就不好受了。说什么都不怕,这是假的,也是事后吹吹牛皮,说说大话,表示自己对什么都无所畏惧,真会这么简单吗?至少我不是这样的“英雄人物”!我有过一段怕死的过程,不过没有用痛哭流泪和哀求活命来出丑,内心的恐惧、希望幸免的思想却从没有间断过。我清楚地记得,1950年我在昆明陆军监狱时,有天被叫出去照相,其实是为犯人办登记用,我认为照完相不出一两天就轮到自己了,当时又正是“镇反”高潮中,照完相回来,我为了表示自己满不在乎,故作镇静,以免死前让人看自己的笑话,我照样吃饭,而且把别人送我的一些平日舍不得一次吃完、准备慢慢享受的东西,全部吃掉。平日准时上床便能入睡的习惯也不灵了,躺在床上,真是思潮起伏,人前虽没有流泪,而半夜跪在床上,凭窗向东南叩首,默念出与家人老母告别的凄惨声音,自己也怀疑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整晚坐卧不安,站不是,走也不是,一个人在房内折腾了整整一夜。快天亮了,含泪写下:“终宵坐立待更残,今日方知一死难……”的几首绝命诗。此时此刻,才深深地体会到死前的难受心情,是无法用笔墨和言语来描述形容的。第二天没有被叫出去绑赴刑场,自己也感到有点可笑,但笑不出来,心情还是沉重得很,直到离开昆明到重庆,整整一年都没有轻松过。因为谁也没有告诉我不会杀掉我,我当然更不会去问,究竟什么时候杀我?在“镇反”中,我亲眼看到叫出去的人便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不能相信我不会和他们一样,顶多认为可多活几天而已!

完全用不着别人给我们讲大课,我们都在低头忏悔了!因为人的心,包括我们这几个特务头头儿的心,毕竟都不是铁铸的。我们在白公馆一年多中,这些使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的事却不止一件啊!

从黑暗的深渊走向光明的坦途,既坎坷崎岖,更迂回曲折,陡坡处处。有时甚至是走一步退两步,还有更多次是停步不前,徘徊观望。我整整摸索着走了十一年,才算走完了这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看到了光明。

我们吃的是中灶伙食,日用品用完了便可以再去领取,这和过去军统局管理这座监狱时的情况真有天渊之别。我常常在想,用不着别人告诉我们,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革命人道主义,说实在的,我们可能比告诉我们这一陌生名词的人还有更加深刻的亲身体会。这一显明的新旧对比,谁还会比我们更加清楚呢!

到了重庆白公馆监狱,我和徐远举、周养浩对白公馆监狱都有过很不寻常的关系,所以我们三人关在这里,与宋希濂、王陵基等的感想完全不同。军统抗战初期迁逃重庆后,便将这座房子强占为监狱,因为四川军阀白驹建造这座“香山别墅”时,为了防范偷盗,在窗子上都加上铁栅栏。用不着改,便可当监狱使用。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白驹的侄儿托人向我说情,白驹的后人希望给点钱把这座房子卖给军统,我问了一声戴笠,他同意买下来。我就付了三十两金子,将房契等买了过户,作为军统局的财产。它长期囚禁着几十名政治犯,我常常到这里检查犯人的生活,也陪戴笠到这里看过叶挺将军。我清楚地记得,那时这座监狱是那么阴森可怖,关在里面的人都是怒气冲冲,听到的是犯人受刑后痛苦的呻吟和愤怒的斥责声与看守特务的叫骂声,牢房里散发出一股股熏人的臭味。犯人则大多蓬头垢面,脸色很难看。而今天我们住在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房内不但没有臭味而且每个人都穿得很干净,每天从早到晚所听到的是读报声、笑声,当然也有争吵声,那是宋希濂和兵团司令钟彬下棋的时候常常发出的。钟彬和宋希濂都是黄埔一期毕业,两人私交很深,宋希濂原来是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兼兵团司令,后来把兵团司令让给钟彬,可是在下棋时,却不肯让一步。同房的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常笑他们,说老宋可以把统率几万大军的兵团司令让给钟彬,下棋时连一个卒子都不肯让了。

最后希望那些正在赌球和打算赌球的年轻人们说,天上不会掉馅饼,赌球根本不可能赚到钱,尽早摆脱这个深渊,否者只有到把你所有钱全部搭进去才能脱身。

徐远举和周养浩两人与我的情况更不相同,抗战胜利后,军统局设在贵州息烽县的大监狱奉令结束,剩下未处理的七十二名重要政治犯如共产党员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韩子栋、黄显声等均由周养浩解送到重庆,囚于白公馆。1949年11月27日,在徐远举、周养浩等主持下,将囚禁在白公馆和附近渣滓洞的三百多人杀害后并纵火焚烧,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中美合作所大屠杀案,所以1950年他们两人从昆明解往重庆时,我以为一定会把他俩在这里镇压掉,不过他俩的心情比我更沉重。1952年清明节那天,重庆有几千人到白公馆旁边的烈士墓扫墓时,大呼“坚决镇压反革命,为烈士报仇”等口号,真是悲壮万分,声震山谷。我们都蜷缩着身子坐在地铺上,谁也不说一句话,好像只要我们一开口,愤怒的群众就会听到我们这些杀害烈士们的元凶首恶都在这里,马上会冲进来把我们抓出去。口号声刚落,可能是烈士的亲人在大会上控诉特务们的罪行,徐远举一向是有名的急性子,他在床上蹲了很久,便想到窗前去看看。他一边蹑手蹑脚地轻轻移动脚步,一面用衣袖去擦拭因恐惧而流下的鼻涕,当他走近窗前一看,便连忙用手不停地招唤我和周养浩快过去看。周养浩还在慢腾腾地站起身伸懒腰时,我已走近了窗边,我一看也忙招手要周养浩来看。这时,白公馆的大门、旁门,不但都紧紧闭住,从白公馆通往下边公路上更是一步一岗;更出人意外的,是有大约一排解放军,正坐在楼下,从他们头上冒出热气腾腾的汗珠和有些人正在用手帕擦汗水等情形,一看就知道是刚刚从别处赶来,增加这里的警卫工作,防止愤怒的群众知道我们囚禁在这里而冲进来抓我们。看到这一切,我们这三个过去只看惯别人流眼泪的人,也都禁不住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

我将这些告密者看作古怪、勇敢且必要的持不同政见者。我理解所有组织都像对毒药一样急于将他们吐出去。他们破坏了纪律的权威,减弱了团体所需的成员内部之间信任。他们对制度构成威胁,因为他们自行决定保密和泄密的界限在哪里……

论赌球带来的危害,我身为一个大三的学生,我身边的室友最近的经历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感触,让我知道赌球的可怕,给我们带来的是沉痛的伤害和不可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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